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  1949年的密电记录着“信使已安排”，而一张从澳门寄来的照片上，那个“已死”的男人正端着酒杯，侧影清晰。

  雪从腊月头就开始下，断断续续，没有要停的意思。穆晚秋住在闸北一间朝北的阁楼里，窗户缝用旧报纸塞着，风还是能钻进来。她身上裹着一件藏青色的旧棉袄，袖口已经磨得发亮，棉花从几处破口里露出来，灰扑扑的。这是丈夫生前常穿的一件，他走了，衣服留给她御寒。

  丈夫是个教书先生，肺病拖了两年，上个月终于没撑过去。人一走，家里顿时空了，也穷了。为了治病，能当的都当了——他的怀表，她的玉镯，甚至那套紫砂茶具。如今这阁楼里，除了一张木板床、一个掉了漆的衣柜、几捆书，再没什么像样的东西。

  下午三点，天已经暗得像傍晚。晚秋搓了搓冻僵的手，决定把丈夫留下的书整理一下。明天是礼拜一，福州路的旧书市场开市，兴许能换几个钱。

  书不多，都是些旧课本和文史册子。丈夫爱惜书，每本都用牛皮纸仔细包了封皮。晚秋一本本摞好，用麻绳捆成两捆。搬开最底下那摞时，她看见墙角有个樟木箱子。

  箱子不大，四角包着铜皮，已经锈成绿色。她记得这箱子，是丈夫从老家带过来的，一直放在床底下，从没见打开过。锁是老式的黄铜锁，锁眼糊满了灰。

  箱子里没有金银，只有几封用红线捆着的信，一本缎面日记，还有一个扁平的铁皮盒子。铁盒约莫巴掌大小，盒盖上印着模糊的花纹，像是芙蓉花。她拿起盒子，入手沉甸甸的。

  打开铁盒，里面铺着一层深蓝色的绒布。绒布上躺着一封信，信下面压着一张硬纸片。晚秋先拿起纸片——是张船票。

  纸张已经泛黄，边缘有些磨损，但保存得很平整。抬头印着英文，中间是中文：“克利夫兰总统号，1949年5月27日，上海至香港，三等舱。”票根还在，检票的齿孔清晰可见。

  窗外的雪光映在船票上，白晃晃的。她盯着那个日期，脑子里嗡嗡作响。两年半了，她认为自身早就忘了。

  雨声突然在记忆里响起来——那种初夏的暴雨，砸在瓦片上噼里啪啦的响。还有那个浑身湿透的人，站在她家门口，水从发梢往下滴。

  对话就这么几句，后来就是推搡，是强塞进手里的油纸包，是门关上后空洞的黑暗。她甚至没有来得及哭，第二天就上了船。船开的时候，她站在甲板上，看着外滩的建筑慢慢变小，变成灰蒙蒙的线。她以为他会来送，至少会在码头上出现一下。但没有。

  香港住了半年，她遇到现在的丈夫。他是个老实人，教国文的，说一口带宁波腔的上海话。他问她过去，她只说家里没人了，来投亲戚。他没再多问。五〇年春天，他们一起回了上海。

  晚秋深吸一口气，想把船票放回盒子。就在这时候，一滴眼泪掉了下来，落在票面背面。

  她急忙用袖子去擦。袖子是粗布的，吸水，一抹就干了。可就在被泪水浸过的那块地方，纸上慢慢浮出了一点痕迹。

  晚秋愣住了。她凑到窗边，借着雪光仔细看。没错，是字迹，淡褐色的，很瘦的字体。只有半行，剩下的部分还是空白。

  她的心跳得快起来。环顾四周，屋里没有水。她走到窗前，对着玻璃哈了一口气，然后用手指蘸了窗上的水汽，小心地抹在船票背面。

  晚秋往后踉跄一步，脊背撞在书架上。几本书哗啦啦掉下来，砸在地上。她顾不上捡，只是死死盯着那张船票，盯着那行字。字迹她认得，瘦金体，锋利的转折，是余则成的笔迹。

  阁楼里静得可怕，只有风从窗缝钻进来的嘶嘶声。晚秋站了很久，腿都麻了，才慢慢蹲下身，把掉在地上的书捡起来。动作很慢，像在做梦。

  铁盒里还有那封信。她拆开信封，里面只有一张便笺，丈夫的字迹：“晚秋，此盒乃余先生托我保管之物。他说若他三年未归，便将此盒交你。今已过三年，物归原主。阅后当焚，切切。”

  晚秋把便笺揉成一团，想扔，又展开，再看了一遍。余先生。余则成。他果然和丈夫联系过。何时？为什么丈夫不说？

  她突然想起丈夫临终前，抓着她的手，嘴唇动了很久，最后只说了一句：“对不起。”

  窗外的雪又大了些。晚秋把船票和信收进铁盒，盖上盖子。金属接触的声音很轻，但在静寂中格外清晰。她把盒子塞进枕头底下，然后坐在床沿，看着窗外灰白的天。

  一九四九年五月，上海已经能听见炮声。北边来的消息一天比一天紧，街上到处都是兵，还有拖着箱子往码头跑的人。晚秋那时住在虹口，一间临街的二楼亭子间。余则成有两个月没露面了，最后一次见他是三月，他说要去南京一趟，很快回来。

  敲门声很急，但不是常规的敲法——三长两短，停一下，再三长。这是他们约定的暗号。晚秋从床上爬起来，披了件外套去开门。

  门一开，风雨灌进来。余则成站在门外，没打伞，黑色的中山装湿透了，贴在身上。头发全湿了，水顺着脸颊往下流。他的脸色在廊灯下显得苍白，眼窝深陷，像是几天没睡。

  余则成没动，先回头看了看楼梯，确认没人，才闪身进来，反手关上门。门闩插上的声音很响。

  “香港。”他从怀里掏出一个油纸包，外面缠着麻绳，“船票在里面，还有几根小黄鱼。够你在那边安顿。”

  “我走不了。”余则成走到桌前，拿起暖瓶摇了摇，空的。他又放下，转身看着她，“你必须走，明天一早的船。”

  晚秋盯着他。他们认识七年了，从天津到北平再到上海，她见过他各种样子——从容的，紧张的，高兴的，生气的——但从没见过他这样。他的手指在微微发抖，虽然他在极力控制。右手食指和中指的第二关节处，有两块黑色的污渍，像是墨水，没洗干净。

  余则成把手缩回袖子里：“没什么。你快点收拾，只带必要的。衣服带两套就行，到了那边再买。”

  “胡闹！”余则成猛地提高声音，又立刻压低，“你以为这是儿戏？上海马上就要变天，留下来是什么下场，你不知道？”

  “我有我的事。”他避开她的目光，走到窗边，撩开窗帘一角往外看。雨哗哗地下，街灯在雨幕中晕成一团团黄光。“晚秋，”他背对着她说，“你记住，到了香港，找个地方住下，安顿下来。不要联系任何人，不要打听我的消息。如果有人问起我，你就说不认识。”

  两人对峙了几秒。晚秋先败下阵来，她低下头，接过油纸包。包很沉，金条的重量。

  “船是明天早上九点，”余则成的语气缓和了些，“‘克利夫兰总统号’，停在公平路码头。你到了码头，会有人接应。一个穿灰色短褂、戴棕色毡帽的男人，手里拿一份《申报》。你走过去，说‘今天雨真大’，他会说‘明天该晴了’。然后他带你上船。”

  “别问。”余则成走到书桌前，目光扫过桌面。桌上堆着些杂物：钢笔、墨水、废纸。他伸手从废纸篓里捡起一团纸，展开看了看，然后划了根火柴。

  火光照亮他的侧脸。纸很快烧起来，变成黑灰，落在烟灰缸里。他盯着那点余烬，看了很久。

  门开了，又关上。脚步声在楼梯上响起，渐渐远去。晚秋冲到窗边，推开窗。雨斜着打进来，她看见那个黑色的身影走进雨里，没有回头，很快消失在街角。

  第二天早上，雨停了。晚秋提着一个小藤箱，按照吩咐到了公平路码头。码头上人山人海，哭的喊的，挤作一团。她找了半天，才看见那个戴棕色毡帽的男人。他靠在栏杆上，确实拿着一份《申报》。

  男人抬头看了她一眼，眼神很锐利。“明天该晴了。”他说完，收起报纸，“跟我来。”

  他没走正面的栈桥，而是绕到码头侧面，那里有一个小铁门。男人敲了敲门，三下，里面有人开了一条缝。男人递过去一个东西，门开了。

  晚秋上了船。三等舱在甲板下面，空气混浊，挤满了人。她寻找自我的铺位，靠墙的上铺。她把箱子塞到床下，坐在铺沿上发呆。

  汽笛响了三次，船身微微震动。她跑到甲板上，挤在人群里往外看。码头慢慢后退，外滩的楼宇渐渐变小。她一直盯着岸上，直到眼睛发酸，也没看见想见的人。

  船开出吴淞口，江面变宽，岸线成了模糊的灰带。晚秋回到船舱，躺下，闭上眼睛。引擎的震动通过床板传遍全身，轰隆隆的，像心跳。

  她不知道，就在码头对面的一幢仓库二楼，余则成站在窗前，举着望远镜，一直看着那艘船，直到它消失在长江口的水雾里。

  穆晚秋把铁盒子藏在衣柜最底层，上面压着冬天的棉被。但她睡不着。夜里一闭眼，就看见那行字：“别信任何人，包括我。”

  第一个想到的是王裁缝。霞飞路和重庆路交界处，一家开了三十年的裁缝铺。门脸很小，招牌上的字都褪色了：“王记裁缝”。

  晚秋记得，余则成有一次带她来做旗袍。那是四七年秋天，料子是藏青色的真丝，绣着银色的梅枝。量尺寸时，王裁缝话很少，但手指很稳，软尺在她身上比划，分寸不差。余则成坐在旁边的竹椅上，和王裁缝聊了几句，都是些家常。但晚秋注意到，他们说话时，眼神有交流，像是藏着什么。

  后来旗袍做好了，她去取。王裁缝把衣服包好，递给她时，低声说了一句：“余先生是个好人。”

  四月初的一个下午，晚秋去了霞飞路。裁缝铺还在，只是更冷清了。橱窗里挂着两件旗袍，款式都很旧。她推门进去，门上的铜铃铛响了。

  王裁缝坐在工作台后面，戴着老花镜，正在缝一件褂子。台灯的光照着他花白的头发。他抬头看见晚秋，愣了一下。

  晚秋笑笑，没接话。她看了看店里，除了他们没别人。“王师傅，我想问您点事。”

  王裁缝弯腰去捡针，动作很慢。捡起来后，他没立刻直起身，而是保持着弯腰的姿势，手撑在膝盖上，停了几秒。然后他才慢慢坐直，把针插回针插。

  王裁缝的脸色彻底变了。他站起身，走到门口，把“营业中”的牌子翻成“休息”，拉下了半截门帘。然后他走回来，示意晚秋跟他到里间。

  里间是裁缝的工作室，堆满了布料和半成品。有一张小方桌，两把椅子。王裁缝让晚秋坐下，自己却没坐，站着看她。

  “穆小姐，”他终于开口，“听我一句，忘了这一个名字。不要问，不要查，就当从来没听过。”

  王裁缝走到一个旧柜子前，打开抽屉，翻找了一会儿，拿出一个小铁罐。是茶叶罐。他打开盖子，从里面抽出一张照片。

  黑白照片，边角都磨毛了。上面是七八个人的合影，背景像是个院子，有棵石榴树。照片里的人都穿着长衫或旗袍，站得笔直，表情严肃。晚秋一眼就看见了年轻时的王裁缝，站在最右边，那时候头发还是黑的。

  “这是四六年春天，”王裁缝指着照片，“在杭州拍的。这些人，都是做我们这行的。”

  “这个，”王裁缝指着中间一个戴圆框眼镜的男人，“老赵，四七年被捕，死在提篮桥。这个，”他指向一个穿旗袍的女人，“小陈，四八年去了台湾，再没消息。这个，”手指移到最左边一个精瘦的男人，“老孙，四九年春天失踪，活不见人死不见尸。”

  “不全是。”王裁缝把照片收起来，放回铁罐，“但这个代号一出现，就从另一方面代表着大事。顶级特工，单线联系，直接听命于最高层。有人说他是我们的人，潜伏了十几年。也有人说，他是那边最锋利的刀，专杀自己人。”

  “没人知道。”王裁缝摇头，“四八年之后，这个代号就断了。所有和他有过接触的线，全断了。就像从来没存在过。”

  “不知道。可能是密码本页码，可能是电台呼号，也可能……”王裁缝看了她一眼，“是一个日期。民国七十三年一月九号？不对，年份对不上。”

  “那得找到对应的密码本。”王裁缝说，“但那些东西，解放后要么上交了，要么烧了。你去哪找？”

  王裁缝重新戴上眼镜，开始收拾桌上的碎布。“穆小姐，听我的，回去好好过日子。余先生不告诉你，是为保护你。有些事，不知道比知道好。”

  从裁缝铺出来，天阴了。晚秋沿着霞飞路往东走，脑子里乱成一团。王裁缝的话像一块石头压在心上——了解这一个名字的人，很多都不在了。

  图书馆在跑马厅旁边，一幢灰色的三层洋楼。门口的石阶被踩得中间凹下去。她进去时，阅览室里人不多，几个学生在看书，一个老先生在抄东西。

  管理员是个五十多岁的男人，瘦高个，戴黑框眼镜，坐在借阅台后面看报纸。晚秋走过去。

  管理员想了想，说：“这类资料不多，大部分都封存了。不过有些旧报纸和档案的微缩胶片，可以看。”

  晚秋早有准备。她掏出一张盖了章的纸，是她从丈夫学校找来的空白介绍信，自己填了内容。丈夫去世后，她整理遗物时发现的，留了下来。

  他领着她上了二楼，走到最里面的一个房间。门上挂着“档案室”的牌子。管理员用钥匙开了门，里面是一排排的铁架，上面摆满深绿色的纸盒。

  “微缩胶片在那边，”管理员指指墙角的一个柜子，“机器在旁边。自己看吧，走的时候叫我。”

  晚秋打开柜子，里面整齐地码着一个个小铁盒，盒子上贴着标签，标注日期和内容。她找到1948年至1949年那一排，一盒盒取出来看。

  大部分是《申报》《大公报》的微缩版，也有政府公报、商业通告。她挑了几盒看起来可能有关的：国防部通讯录、交通部航运记录、还有一盒标着“密电摘要（部分）”。

  她把胶片装到阅读机上，打开灯。机器发出低低的嗡鸣，屏幕亮起来。她开始一张张翻看。

  都是些枯燥的内容：物资调拨、人员任命、会议纪要。看得她眼睛发酸。时间一分一秒过去，窗外天色渐渐暗下来。

  那是份电报抄录，格式很标准：发报时间、发报人、收报人、内容。发报时间：1949年4月12日。发报人一栏，写着两个字：“青鸟”。

  她的手开始抖。1949年4月发的电报，说船期已定。一个月后，余则成就给了她船票。

  可她“传递”了什么？她完全不知道。除了身上那几件衣服和一点钱，她什么都没带。

  晚秋又往前翻，想找更多相关记录。但后面的胶片都是普通文件，再没再次出现“青鸟”两个字。

  她不死心，换了一盒胶片。这盒标着“航运公司往来函电”，时间也是1949年。她一张张仔细看，不放过任何一行小字。

  看了大约半个小时，她突然看到一个熟悉的名字：“克利夫兰总统号”。那是一份船务公司的内部备忘录，提到该船将于5月27日从上海开往香港，已经预留了部分舱位给“特殊客人”。

  晚秋靠在椅背上，闭上眼睛。脑子里那些碎片开始拼接：四月的密电、五月的船票、王裁缝说的“顶级特工”、余则成雨夜里的紧张……

  晚秋吓得差点从椅子上跳起来。她猛地回头，看见一个穿黑色棉袄的老妇人站在门口，手里拿着扫帚和簸箕。老妇人头发全白了，在脑后挽了个髻，脸上皱纹很深，但眼睛很亮。

  老妇人慢慢走进来，开始扫地上的灰。她扫得很仔细，每个角落都不放过。扫到晚秋脚边时，她停下，抬起头。

  “就是字面意思。”老妇人继续扫地，“这间屋子里的东西，很多都是不该留下的。看了，记住了，就是祸。”

  “我不知道。”老妇人直起身，看着她，“但我知道，来这间屋子的人，多半是在找不该找的东西。找到了，麻烦就来了。”

  王裁缝的警告，老妇人的话，像两根绳子勒在脖子上。晚秋有两个礼拜没再出门，每天就在阁楼里待着，做饭，发呆，睡觉。她告诉自己，算了，不查了。余则成是死是活，青鸟是什么，都跟她没关系了。她得活下去。

  晚秋下楼，签了字，拿到信。信封是牛皮纸的，很厚实。寄件人地址一栏是空的，只有收件人信息。邮票贴了两张，面值都是旧币，图案是孙中山像，这种邮票解放后早就不用了。

  黑白照片，四寸大小。画面像是在一个包厢里，水晶吊灯，丝绒沙发，茶几上摆着酒瓶和酒杯。照片里有五六个人，男人穿着西装或长衫，女人穿着旗袍，手里都拿着牌。像是在赌钱。

  在照片最左边的角落，沙发扶手上靠着一个男人。他只露出侧脸，穿着深色西装，手里端着一杯酒，正微微偏头，似乎在听旁边的人说话。光线从右边打过来，在他脸上投下阴影，鼻梁的线条很清晰。

  虽然只有侧脸，虽然隔了三年，但她绝不会认错。那个下颌的弧度，那微微抿着的嘴唇，还有拿酒杯的姿势——拇指扣在杯沿，其余四指托着杯底——这是他习惯的动作。

  晚秋把照片捂在胸口，大口喘气。眼泪一下子就涌出来了，止不住。她哭出声，又赶紧捂住嘴，怕邻居听见。三年了，她以为他死了，报纸上说他跳海了，她强迫自己相信他死了。可现在，照片就在手里，他就在那个灯红酒绿的地方，好好地活着。

  晚秋把照片放在桌上，自己坐在床沿，双手抱着头。脑子里乱糟糟的，各种念头冲撞着：去找他，当面问清楚；听他的，不再追查；烧了照片，当什么都没发生……

  晚秋没出过远门，更没去过那么远的地方。她找邻居打听，邻居说要去公安局办通行证，但现在局势紧张，很难批。她又去码头问，有没有船去澳门。码头上的人用奇怪的眼神看她：“澳门？那是资本主义地方，你去干啥？”

  晚秋开始凑钱。她把家里能卖的都卖了：丈夫留下的几套西装、她的两件旗袍、一个铜火锅、甚至那床结婚时做的绸面被子。总共凑了一百二十块钱。

  五月中旬，她买了去广州的火车票。硬座，两天两夜。车上挤满了人，行李堆在过道里，空气浑浊。她抱着一个小布包，里面装着几件换洗衣服、一点干粮、还有那个铁盒和照片。

  到广州是早上，天刚亮。她按照老太太说的，找到去珠海的汽车站。又坐了四个小时车，下午到了珠海。

  珠海是个小地方，街上人不多，但靠近边境的地方很热闹。晚秋找了一家小旅馆住下，老板娘是个四十多岁的女人，说话带潮汕口音。

  半夜十二点，果然有人敲门。是个精瘦的年轻男人，穿黑衣服，不说话，只是示意她跟上。

  晚秋跟着他出了旅馆，走小巷，七拐八拐，到了海边。那里停着一条小木船，船上已经有三四个人。年轻男人让她上船，自己也跳上去，解开缆绳。

  船很小，在海里颠簸得厉害。晚秋紧紧抓着船舷，胃里翻江倒海。黑暗中，只能听见海浪声和船桨划水的声音。不知过了多久，前面出现灯光。

  船靠在一个简易的码头。有人来接应，领着她上了岸。岸边停着几辆黄包车，她上了一辆，车夫问去哪。

  车夫拉起车就跑。晚秋回头看了一眼，海面黑漆漆的，珠海那边的灯火已经很小了。

  澳门比她想象中繁华。虽然是夜里，街上还很热闹，霓虹灯闪闪烁烁，店铺都开着门。空气里有食物的香味，还有音乐声。车夫把她拉到一条小街，指着一家旅馆：“这里便宜，一晚上五块。”

  旅馆很旧，楼梯吱呀作响。房间很小，只有一张床，一个桌子。晚秋放下布包，倒在床上，浑身散了架一样。

  照片背景很明显是个赌场。她拿着照片问旅馆老板，老板看了一眼：“这是‘金雀’，澳门最大的赌场，在新马路那边。”

  晚秋找到新马路。“金雀”是一幢五层楼的大厦，门口有穿制服的守卫，进进出出的人衣着光鲜。她穿着粗布衣服，不敢进去，就在对面街角站着看。

  第三天，她鼓起勇气，走进赌场。里面金碧辉煌，水晶灯亮得刺眼。大厅里摆满了赌桌，轮盘、牌九、骰子，各种玩法。人声鼎沸，烟雾缭绕。她在人群里穿行，一个桌子一个桌子地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