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  1954年早春的一天，北京西长安街的一栋灰砖小楼里，警卫员把一封挂号信交到陈赓大将手里。信封不大，却写得鳞次栉比，落款处“鲍君甫”三个字格外刺眼。陈赓把信曲折反侧看了两遍，才逐渐坐下。屋内搭档悄声问：“这人是干什么的？”陈赓沉吟顷刻，只回了一句：“老朋友，欠他一条命。”这一幕，拉开了一段二十多年前荫蔽阵线往事的帷幕，也解说了后来那张“每月补助一百元”的批条是怎么诞生的。

  信的主人鲍君甫，许多人只知道他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是中统要员，绰号“上海头号大间谍”。可若把时刻拨回到1920时代，这个人却身世广东香山，留学日本，信仰过基督教，每天络绎于上海滩的洋行、侨社和戏院。谁也想不到，他竟一同为国、共两党提供情报。

  在留日期间，鲍君甫触摸了《宣言》译著，对“工农群众当家作主”发生朴素好感。回国后，他被老乡杨剑虹拉进陈立夫麾下，成了党务查询科驻沪办事处的实践担任人。和蒋介石、陈立夫一同喝咖啡、打高尔夫，对外界来说他是上下的红人。

  有意思的是，鲍君甫的另一面就躲藏在花天酒地中。靠着与进步人士陈养山的长时间来往，他被周恩来亲身同意，归入中心特科序列。协同人选不是他人，正是时任中心特科举动科担任人的陈赓。两人外表“一主一仆”，背地里却是兵分两路：鲍君甫打进敌巢，陈赓担任接应和保护。为了给鲍“包装资格”，特科时不时成心走漏一些不痛不痒的文件让他上交，“可信度”瞬间拉满。

  霓虹灯下，鲍君甫靠外交手腕四处打点，逐渐操控了上海滩政警特三界的信息关节。1929年8月，军委秘书白鑫反叛，他第一时刻把口供传给特科，“快刀队”随行将白鑫一家人截杀于法租界；1930年春，任弼时被捕，他硬闯巡捕房和探长兰普逊针锋相对多时，把人托付给交通员；同年夏，黄第洪密议行刺周恩来，他假意合作匿伏，反手把情报送给陈赓，周恩来因而改道而保全性命。那年深夜，陈赓拍拍他的膀子说：“你若在舞台中心，我就躲在帷暗地，咱俩别犯错。”

  但是暗潮忽起。1931年4月，顾顺章在汉口被捕并反叛。整个荫蔽阵线登时危如累卵。钱壮飞及时送出警报，大部分连夜搬运，可鲍君甫自恃根深叶茂，坚持留在上海。他没料到，顾顺章名单里就有他的化名。风声震天之日，他被捕，关进监狱。审了他两年也没撬开嘴，只得暂时放置。

  1933年3月，陈赓亦在上海被捕，被囚于同一监仓。屋檐漏雨，风声啜泣，两人对坐一夜无语。天亮时，陈赓轻声道：“总会翻过这一页，将来江山易主，不会忘了功臣。”很快，赤军的解救举动成功把陈赓救走，而鲍君甫仍在牢里折磨六年。若非张道藩等故交四处活动，乃至凑钱走门路，他恐怕难以出狱。

  二战完毕，国共内战重燃。此刻的鲍君甫被逼重返旧日安排——南京感化院、反省院院长这些清凉职位多少显得为难。1949年南京解放前夕，他踉跄着离城，随后在乡下曲折。关于新政权，他抱着杂乱心境：从前浴血相助，却也揹着“间谍”臭名。

  1951年，南京公安局发动镇反挂号。绝大多数前中统成员排长队挂号，小部分人心存侥幸。鲍君甫重复犹疑，最终决议张望，成果很快被捕。审问记载里，他提出仅有要求：“请帮我与陈赓联络。”几任法官难辨真伪，电报写到北京总政，递到了陈赓案头。陈赓当即回电：“此人确曾隐秘为党效力，可酌情处理。”法院遂改判为一年控制。

  控制期满，鲍君甫的境况并未好转。原有积储耗尽，他只能在南京夫子庙摆旧书摊。人来人往，不识者认为晚清落魄秀才，知情者摇头叹息。1954年2月，他咬牙写下那封给陈赓的求助信，言外之意不乏羞涩：“若有余力，还望赐我一点口粮，聊度残生。”

  陈赓很快拿起钢笔指示：“每月补助壹佰元，由南京市公安局履行。”一句话，既还旧日情意，也堵住谣言。次年，公安部追加指令，补助照发，且补白“酌情从优”。到了1956年，当地公安部门主动把数目提至一百五十元，外加米面油票。

  这一年三月，派车把鲍老先生接到北京。久别重逢，陈赓、陈养山、李克农齐聚，推杯换盏却不谈往事，只问衣食冷暖。“牙口还行吗？”陈赓笑着递过半截雪茄，“先给你装副好假牙！”三周里，北京的颐和园、十三陵、香山，新中国的气候让鲍君甫看得目眩。

  回南京后，陈赓又亲身走了一趟，临别前叮咛当地：“老鲍认得路少，你们多照顾。”尔后，每当陈赓路过南京，总要去坐一坐。有一次风雨夜，他留下半瓶药酒：“夜里咳嗽就喝两口，不管用就写信给我。”

  惋惜的是，1960时代的政治风暴敏捷席卷。对“前史杂乱分子”的整理越演越烈，鲍君甫难以逃过。审问室的灯有时亮到深夜，检查者多次诱导他“供认”和陈赓、李克农之间的“不合法联络”。鲍君甫一句拒绝：“真有的我招，没影的我不认。”妻子谭秀珍急得直哭，他却淡淡答复：“老陈在，他不让我说假话；老陈不在，更不能让人陷害。”

  1969年春，他病体日衰。临终前，子女在床前俯身，他慢慢吐出最终一句话：“我不是叛徒，周总理心里理解。”那一年他七十六岁。骨灰盒被简略安放，曩昔那些枪林弹雨似乎尘埃落定。

  1975年12月20日，周恩来弥留之际，拉着罗青长的手，逐个点名荫蔽阵线的无名小卒。“鲍君甫——不能忘。”总理声响弱小却明晰。罗青长把姓名写进备忘录，这才有了后来官方揭露档案、为鲍君甫恢复名誉的决议。

  进入改革开放时代，党史研究者把鲍君甫、李克农、钱壮飞、胡底并称“情报四杰”。学术会议上提及那封1954年的求助信，许多年轻人惊奇：陈赓为什么毫不犹疑？一位老前辈悄悄摇头：“战场有枪声，地下阵线却更要人心。那一百块不是赏赐，是对从前血火友谊的回礼。”

  函件现在收藏在中心档案馆，薄薄一页，现已泛黄。指示的墨迹依旧浓黑，短短十六个字——“每月补助壹佰元，由当地担任”——见证了杂乱时代里的义与信，也让一个差点被前史忘记的人，从头再回到应有的方位。